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深刻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对中华文明主要特征和演进规律的精辟概括，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达到全新高度，有力揭示了我们党秉持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进入全新境界，集中彰显了我们党在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至全新水平。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有助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性和超越性等特征。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但它是在继承和创造人类文明中产生的，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全面总结，是对世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体概括，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因而，马克思主义不属于某一国度、某一民族、某一时段，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科学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智慧。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不仅没有由于水土不服而枯萎凋谢，反而在古老的农耕文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劲健勃发、生机盎然，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这一伟大奇迹为何会产生？奥秘就在“高度的契合性”。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擘画是高度契合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本体，其原初设计的理想图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未来社会，是整个人类进入全面发展的自由联合体，这两种思想对社会愿景的勾画和期许是高度一致的。特别是大同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精华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近代以来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和历史必然。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而自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高度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孕着丰富而独特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源，在漫长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了延绵不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无论是战国时期荀子提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还是《管子》主张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论是东汉王充强调的“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还是清代王夫之倡导“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这些先贤圣哲们的宏论卓见，有力地阐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潮经久演绎且持续发展，为近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接受和自觉服膺马克思主义预设了重要理论前提。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规律是高度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辩证法思想，尽管其文本表述和逻辑呈现还不尽规范与系统，但充满深邃的理性思辨和灵动的哲学智慧。比如《诗经·小雅》描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道德经》阐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周易·系辞下》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孙子兵法·谋攻篇》主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根本上也是相同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天基因和内在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合乎理论逻辑的。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重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始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直强调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这已成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引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武器。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统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观点，积累了众多思想认识成果：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传统文化“民为邦本”观点进行阐释与改造，鲜明地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论断；他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班固《汉书》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重新进行解释和厘定，赋予“实事求是”以全新内涵和时代价值；他在汲取传统文化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撰写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对中国哲学“知与行”这一重大命题进行深入阐释；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对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等辩证思想予以深刻阐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兵书、兵法与战例进行精辟阐述。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思想产物和理论结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增强党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战略高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之大者”，系统梳理和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通过征引《管子》《淮南子》《谏太宗十思疏》等文献中的古训，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引用《论语》《礼记》《尚书》《资治通鉴》等古籍中的名言，充分借鉴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并将其精准用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通过借用《诗经》《周易》《孟子》等著作中的论述，深刻阐明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理念，适时用于指导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民族基因”“文化血脉”“精神标识”，坚持以现代视野接续中华文脉，强调在“守正”中实现“创新”，始终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深刻揭示和集中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和现实功能，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深度结合，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二个结合”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郑重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进入新时代、步入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始终不渝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是在“结合”中坚守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鲜明的底色。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大众性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与发展，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不断丰富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的精神力量。
二是在“结合”中彰显创新性。马克思主义通过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创新主体内涵和表达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恰切地融入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另一方面要全面盘点和悉心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用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切实做到在“结合”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体现“结合”。
三是在“结合”中体现时代性。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就是要找准时代结合点和现实切入点，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进一步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力量，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读和阐释，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同步，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协调。
（作者刘金祥 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