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 张颍 画
百年中国妇女英烈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知识女性形象，构成现代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广州工运烈士陈铁军、东北抗联烈士赵一曼、重庆革命烈士江竹筠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闽西也涌现一批知识女性，成为中国知识女性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
闽西妇女过着极其底层的生活，在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方面，均无发言权，只是劳动和生育的工具，甚至成为典押、买卖的商品。闽西妇女不仅没有离婚的自由，在丈夫死后也没有再婚的自由。妇女在社会上属于男性的从属位置和财产，无独立社会的权利，故女性不得上学堂，女性得不到文化教育的权利。女性不得入族谱，其名不入村志、族志和县志，死后连墓碑上也没留下名字。
闽西女性的革命觉醒，最早当属知识女性。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1年，邓子恢、陈明、章独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龙岩创办奇山书社，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创办发行《岩声》杂志，提倡妇女接受教育。长期封闭的闽西开始接受时代文明的洗礼，妇女上学，成为文明新潮。随着长汀、龙岩等地女子学校的开办，女性开始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长汀人刘赐福（1896-1988），曾用名刘琼英，她10岁入长汀女子学校华英小学念书，16岁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员，1914年与傅连暲成婚。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汀州，激起了民众极大义愤。刘赐福与婆婆一起刮竹子、裁纸、做旗子、贴标语，加入群众反帝反封建行列。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来到汀州，傅连暲组织福音医院医务人员接收起义军伤病员并向商人募款，使300多位伤病员及时得到妥善治疗。刘赐福主动到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补衣服和绑带。起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患重病，特别是起义军营长陈赓腿部受伤踝骨骨折，因气候炎热又未得到及时治疗，送到汀州时伤腿已发生严重感染。傅连暲深为保存陈赓伤腿而尽力医治，刘赐福每天为徐特立、陈赓做可口饭菜，还将傅连暲的牛奶送给他们喝，以提高他们的身体康复能力。经过傅连暲、刘赐福夫妇精心治疗护理，陈赓的腿避免了截肢，起义军将士伤病员先后恢复了健康。
1931年，刘赐福听了进驻长汀红军将士讲的革命道理后很受教育，便在学校上课时向学生们宣传讲解，使他们也懂得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道理，这时她认识了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刘赐福就陪同贺子珍到许多学生家里进行革命宣传，动员他们支持革命工作。有些学生在她们宣传教育下后来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贺子珍在汀州福音医院分娩，生下由傅连暲接生的男孩，取名“毛岸红”（小名“小毛”）。母子皆由刘赐福负责精心护理照顾，刘赐福用自己的钱买美味营养食品送给贺子珍滋补身体，又为“小毛”缝制衣服尿布等，刘赐福照料贺子珍母子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从此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32年底，她不仅积极支持傅连暲为革命放弃400大洋的优厚收入，还把整个医院和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党。另有自己诊所的价值两千多大洋的药品也同时捐献给红军办医院。1933年春，由于工作需要，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任命刘赐福为中央红色医院总务。1934年秋，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刘赐福为照顾邓颖超同志的母亲和毛泽东孩子“小毛”及自己年迈的婆婆与幼小的三个儿女，服从组织安排留了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与孩子傅维康定居上海。
傅连暲的侄女傅维钰，生于1908年，父亲在她3岁时去世，她从小靠傅连暲养大。1924年，傅连暲送她到南昌葆灵女中念书。1927年初，傅维钰到武汉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赴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受党委派回到汀州任福建省立第七中学（长汀一中前身）担任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傅维钰常常将一些诸如《新青年》（陈独秀主编）、《赤都心史》（瞿秋白著）、《新社会》（瞿秋白主编）、《共产主义人生观》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带给傅连暲阅读。在她的安排下，傅连暲开始与长汀县共产党组织接触。傅维钰还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送给杨成武学习，影响杨成武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11月，傅维钰因暴露身份，被国民党当局列为逮捕枪毙名单。傅连暲通过正在他医院治病的郭凤鸣而获悉了通缉名单，并快速回家告知傅维钰。傅维钰和在汀被列为通缉名单的14名共产党员以及前来指导工作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罗明安全转移。
长汀人廖履冰（1909－1931），1921年经英籍基督教徒连作梅介绍入华英女校学习，毕业后入长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积极参加校内外反帝活动。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军入汀，吴玉章、郭沫若、恽代英在女子师范演讲，宣传共产党主张，廖履冰受到极大教育。同年，她当选为汀州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并与阙宝兴、黄亚光、张赤男等密切联系，利用教会关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1928年，廖履冰被派往南京晓庄师范文艺学院学习，加入共产党（另一说在长汀加入），在校期间常与傅维钰一起，奔走于南京、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3月，受长汀党组织指示，从武汉大学返汀，派往长汀新桥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在校秘密组织农会，组建农民武装，并参与领导“新桥暴动”。1931年6月间被诬为“社会民主党”遇害，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小梅（1913—2006)，新罗区适中镇中溪村人，红色话务员，闽西长征“三女杰”之一。在哥哥谢仰周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加入共青团，在石码从事话务工作，窃听情报，参加1930年5月25日震惊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护送出狱人员进入闽西。1930年6月在厦门被捕，紧守党的秘密，后被保释出狱。1930年8月入党，与罗明结婚，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到贵阳开展农运工作，不幸被捕，出狱后辗转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出狱后，回家乡广东大埔及福建平和当教师，一边寻找组织。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找到方方，遂在大埔以教书为名继续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黄薇（1912—2000），新罗区龙门镇赤水村人，1934年去日本留学，1936年参加发起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留东妇女会”，并当选为该会领导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记者身份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同年5月参加“武汉战地记者团”去徐州前线采访，她是回国参战的唯一的华侨女记者。1938年6月，她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下，以记者身份随“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延安采访，三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同年9月到晋察冀边区参观并采访，1939年回重庆后，把在解放区的见闻写了100多篇文章寄往海外报刊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安排她去菲律宾，从事华侨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4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后，历任《华侨导报》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1948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历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员、中联部研究组组长等职，2000年在北京逝世。
陈康容（1915—1940)，永定岐岭镇下山村人，归侨，15岁随父回乡就读于集美学校，深受革命师友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4年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注意，回缅甸执教于仰光华侨女中，同时投身于华侨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重返厦门大学就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康容毅然中止学业，拒绝了父亲在缅甸为她安排的舒适生活，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担任厦门慰问抗战将士工作团宣传股长。厦门大学毕业后，在东肖后田参加闽西南潮梅特委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担任部队音乐教员，1938年到永和靖县委工作，后分配在岐岭乡小学，以教员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被捕后坚贞不屈，1940年9月17日英勇就义。
闽西知识女性独有的苦难历程与革命历程，在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她们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坚定信仰，创造了中国知识女性奋斗史上的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