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华在上海福民食品社前留影
赤胆忠心为革命，隐秘英雄亦伟大。
熊志华（1904—1975），永定区湖雷镇象基村人。1930年秋，在永定苏区工作的熊志华被派往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工农通讯社学习，随后被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色交通员。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上，他成功转送了党中央重要文件和电台配件等重要军需物资，安全护送了许多前往中央苏区的党的领导干部。因工作出色，与李沛群、肖桂昌、曾昌明等人，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四大交通员”。
智躲搜查
1930年秋天，上级要求熊志华和一名叫“老王”的革命同志一起从中央苏区到厦门执行任务。上级要他化名“曾阿宝”，两人化装成商人，先后穿越赤白交界地，经过青溪交通站“余伯”家停留一夜，再赶到潮州坐轮船到厦门。船靠厦门码头时，敌人检查很严格，恰好前面有几辆独轮车正在通过一个出口，其中一辆独轮车不稳翻倒在地，车上装的橘子滚落一地。为了能够顺利走出码头出口，熊志华机警地和老王对视了一下，老王会意，两人赶紧上前几步帮着推车人捡拾地上的橘子，警察一边拿了几个橘子揣进口袋，一边骂骂咧咧，还以为熊志华和老王是押运橘子的商人，让他们过了出口。
到了厦门，他们住在地下交通站曾云三的中药铺里。天刚黑，老王出去执行任务，曾云三正在关门，这时候来了两个宪兵和一个便衣盘问，曾云三只好接待。此时，他十分担心老王突然回来与敌人撞个正着，于是，曾云三故意高声对正在二楼的熊志华喊道：“阿宝，天黑了，点个油灯。”熊志华本来不知道点油灯是给外出的老王暗示店里有情况的，但是他从话语里机警地感觉到有情况，一定要赶快点亮油灯。等油灯点亮后，敌人又上楼到处检查，熊志华就故意找机会把油灯往窗口凑，此时老王办完事回来，正好走到了街对面，他看到楼上油灯在晃，知道有情况，便继续朝前走，机智灵活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巧送电台
1932年冬，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便，为打破这个困境，时任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中央苏区。
入宿汕头升平路的南京旅社后，为了确保电台零件安全，熊志华把装在饼干瓶中的电台零件细心地塞进刚买的竹枕头里，放在床上，看起来和普通的旅馆枕头没什么两样。此后，警察、宪兵几次搜查，他都沉着、冷静、巧妙地应付过关。一夜无眠，却始终没有等到派来接应的同志。第二天天一亮，熊志华只得马上离开旅店，赶往火车站，向潮州进发。
到达永定桃坑交通站，因叛徒丘寿书告密，熊志华等人被敌人包围。熊志华和交通站的负责人老赖及派来接应熊志华的武装交通员杨雄初、雷德兴、阿蔡、温仁宝一起边打边突围，交通员李寿科为了掩护电台转移身中三弹英勇牺牲。
虽然一路经历重重波折，但是在交通员的舍命保护下，熊志华和电台零件最终平安抵达中央苏区。
密送白求恩
1937年12月，熊志华被派往香港，协助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办事处于次年1月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粤华运输公司”招牌，廖承志当“老板”。熊志华除了负责来往交通联系外，还公开与香港华侨爱国人士和妇女救国会联系，接受他们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慰劳品等。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大夫带着大量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启程，乘日本“皇后”号海轮来到香港，住在九龙饭店。经宋庆龄介绍，白求恩准备从香港直接取道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转延安。经组织决定，由熊志华负责与白求恩交流，商谈采购及动身等具体事宜。在港期间，熊志华和其他几位同志，陪同白求恩采购了一批急需药品，加上他带来的东西，足足有20多箱。
几天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党中央及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决定由熊志华负责护送白求恩乘火车离开香港，辗转到汉口。
为了安全起见，熊志华提前给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发密电。出发时，熊志华等人与白求恩乘火车，坐包厢，把大小皮箱装上钱，上面放一些高级面料，装扮成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然而，车厢旁边仍然有可疑的人走动，熊志华等人不敢大意。到达汉口后，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来到车站迎接，至此熊志华圆满完成任务。
做地下党的艰难岁月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组织决定派正在华中局城工部工作的熊志华同刘长胜、姜维新等十几位同志回上海工作。
熊志华住在上海威海卫路508号，由刘少文经手，组织拨款在此开设“福民食品社”。表面上这是一家普通商店，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一个地下机关。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刘少文等经常在此开会。在商店两层的晒台上，一年四季放着一只花盆。花盆放在那儿不动，说明情况正常；如果不见了，或者位置变化了，说明出现敌情，谁也不能随便进来，以防不测。
1946年4月，上海局情报站成立，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刘少文和钱英任委员。刘少文代表军委情报系统，参加上海局的领导，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军委系统情报转送站设在熊志华负责的“福民食品社”。
1947年，国民党进行上海大搜捕。3月，熊志华化名梁阿鸿，以人寿保险公司找到的工作做掩护，负责与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张祺等同志和交通局联系。当时，天津交通线、“八办”（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撤退下来的人员通过熊志华转移到上海的“福民食品社”，再乘船到香港，或解放区，或外省去。
1948年6月，熊志华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虽然受到敌人的严刑逼供，但他仍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次年2月，熊志华被成功营救出狱，为了安全起见，前往香港。3月，熊志华抵达北京，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和刘少文手下工作。4月底上海解放后，熊志华和刘晓、刘少文、龚饮冰等同志随南下大军，5月29日顺利到达上海，参加上海解放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志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科长、干部处副处长、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等职。著有《湖雷狂飙》《走出草地》《在秘密的交通线上》等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