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应该用什么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使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井冈山武装割据拓荒肇基开始，至福建长汀擘画创建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长汀实现了肇基到转折的传承发展。
革命道路理论的发展：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很快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全党同志和割据区域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继续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因此，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局和革命主客观条件，决定“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还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就清晰地勾画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此时虽仅率红四军在长汀，但胸怀的是全局，站在全国的高度指点江山。并将目光聚焦在“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由此勾勒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的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蓝图。正是这一蓝图促使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
汀州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所体现的精神，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1928年6月至7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纠正了“左”倾错误思想，但党内“城市中心论”还是占上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井冈山斗争经验虽然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的肯定，但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仍不是很明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对中国革命持悲观态度，提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在革命处于低潮，红军初建和根据地初创的困难时期，全党上下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它在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也缺乏认识。红四军领导层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更是争论不断，大部分指战员喜欢过“走州过府”的游击生活，不愿意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认为在革命低潮时期建立政权是徒劳的。
在汀州，红四军前委会议明确提出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此，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目标更明确，道路更清晰。
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协成店撰写了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表明农村中心思想已经形成。以农村为中心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开辟出来了。
军事战略思想的丰富：从游击战固守井冈山到运动战创建苏区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5月4日，在宁冈砻市召开大会，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采取游击战术，紧紧依靠边界的党和群众，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公开的群众割据，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总结了井冈山的游击战术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一路转战，在赣南四战连败。特别是寻乌吉潭圳下遇伏，伤亡巨大，队伍只剩下2500余人。经过罗福嶂会议的初步改编，2月3日至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闽赣边界的寻乌、武平、会昌采用“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成功摆脱追兵。在8日的筠门岭伏击战中，红四军打垮从武平尾追之敌郭凤鸣部。在10日瑞金大柏地的伏击战中，红四军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800多人，取得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的胜利，彻底扭转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闽一个多月以来的不利局面。
1929年3月13日上午，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听取长汀党组织负责人段奋夫关于地方工作和汀州守敌郭凤鸣部的情况汇报，进行了周密的战争部署，决定进攻长岭寨，直捣汀州城。其时，郭凤鸣部两个团占领长岭寨东侧的梁屋头和河龙头等有利地形，形势对我军非常不利。3月1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第28团、31团，抢先占领长岭寨制高点，诱敌进入伏击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军部和特务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长岭寨一战，消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郭凤鸣，缴枪千余支，子弹数百箱，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重大胜利。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将红军的战争与政权建设结合，把“红军的创造和扩大”提高到“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战略高度，重点指出“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在信中，毛泽东重申了汀州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的决定，同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混战期间，“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从游击战固守井冈山开始，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沿途转战至长汀的一系列战斗中，把“打圈子”、伏击歼灭、攻坚拔钉、诱敌深入、运动中歼敌运用得出神入化，丰富了井冈山“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军事战略战术得到极大的提升，进而“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千里跃进，在运动战中创建了中央苏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初露峥嵘。正如朱德所说：“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方面军
红四军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一是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二是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三是湘南农军。红四军成立时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二千余。红四军是全国第一支正规的主力红军，但是由于在初创时期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队伍成分比较复杂，军事指挥员多数来自旧军队，战斗力不强。
为了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增强官兵的无产阶级意识，清除旧军队陋习、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军阀主义残余等不正确倾向，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929年11月下旬，红四军再次打下汀州以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军事上、政治上、党务上对红四军进行一个时期的整顿与训练。12月初，为了应对国民党方面针对朱毛红军而组织的第二次闽粤赣三省“会剿”，红四军从长汀开往连城新泉，进行10多天的军事政治整训，并随后于12月底在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1930年初，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之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三省会剿”，转战赣南地区，以实现将赣南、闽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的目标。2月7日，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以及红五、六军军委，在吉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以3个月为期，巩固原有根据地，发展新的区域，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6月会师长汀”。6月初，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红四军从江西寻乌等地出发，沿着赣粤边境北进，回师闽西，先后攻占了武平、上杭县城，进入汀州，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
1930年6月中旬，党中央派涂振农为特派员，向红四军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涂振农抵达汀州后，随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汀州会议。会议传达了两个大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命令。根据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扩编的指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确定整编红军的目的，是集中红军主力，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议一致认为，闽西、赣南的地方红军必须要有统一领导，会议决定以红四军为基础，混合整编闽西的红十二军和赣西南的红三军。6月19日，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正式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朱德任军团长、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为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闽西的主力红军即红四军的第四纵队和红十二军的第一纵队，没有编入红一军团，而是留在闽西，编为红二十一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创建更大范围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必要手段。
在汀州整编的红一军团的成立，既符合中央的要求，又顾及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是闽、赣两省苏区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在创建中央苏区和反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军事“围剿”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从依靠群众到群众路线理论的诞生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的制胜法宝。在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三大任务之一。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毛泽东制定了严格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规范士兵的行为，保障老百姓利益不受损害。1928年8月，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广大群众帮助红军削竹钉、备干粮、运弹药、筑堡垒，战斗期间配合红军扔掷石块、鸣放鞭炮、摇旗呐喊等，最终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败敌人4个团的进攻。通过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正是有了群众这“真正的铜墙铁壁”，党领导红军才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
毛泽东在指导闽西地方革命工作过程中，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工作方法。1929年10月，毛泽东在上杭古田苏家坡，与闽西地方领导人邓子恢就“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进行过交流。毛泽东指出，“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作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同年12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人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篇文章鲜明地表达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根本观点，表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已略具雏形。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期间，深入长汀县、汀州市，召开调查会及积极分子活动会。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汀州人民存在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卖、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缺米且米价又贵等生活问题，而汀州市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开会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的生活”。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指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要反对汀州市政府那样的官僚主义作风，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想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这篇文章立足于汀州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辩证地将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正确地解决了改进工作方法和完成工作任务的相互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初步形成。
相信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思想的源泉和灵魂。正是在汀州，“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光辉思想跃然纸上,群众路线理论就此诞生。闽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发源地。
后勤保障工作的完善：从小农经济的“弹丸之地”发展到“红色小上海”
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以高山和丘陵为主要地形，根据地方圆500多里，人口总共不过两千，年产粮不足万担，实行的是自给自足还欠缺的小农经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大部队驻扎在此，后勤保障成为开展军事斗争之外另一大重大任务。如果按每天每个人1.5斤大米计算，五千名红军战士一个月大概就需要20多万斤。生活中必需的柴菜油盐钱每个月也要一万洋元以上，五千名战士每人制作一件棉衣，而制作一件棉衣需要棉花1.5斤和15尺布，也总共需要7500斤棉花，7.5万尺棉布。由于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部队的吃饭、穿衣、医疗等问题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一大问题。井冈山的后勤保障工作，已经难以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这也是红四军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9年3月，红四军通过长岭寨一战消灭了地方土著军阀郭凤鸣部，打开了闽西局面。进入长汀城后，筹集军饷5万多元，接收了地方军阀郭凤鸣的被服厂，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红军被服厂。被服厂成立后工人们用最快速度赶制了4000套军装。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绑腿。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长汀不同于井冈山，这里交通便利，是赣南、闽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需求，苏维埃政府在长汀建立了一批直接或间接提供军队物质保障的军需民用企业，主要有红军被服厂、汀州弹棉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硝盐厂、中华织布厂、私营纺织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长汀南阳等多个铁厂和兵工厂等等。设在汀州的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和红色饭店等公营商业组织通过赤白贸易，把苏区的产品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换取苏区急需的军需品，为繁荣苏区经济、提供军事后勤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设在汀州的闽西工农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分行为资金融通、活跃市场提供了保障，也间接地提供了军事后勤保障。
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鼎丞、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指导下，长汀的经济欣欣向荣，公营工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占据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中华红色经济之都”。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称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
战争，拼的是经济。井冈山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红军的军事后勤保障。以汀州“红色小上海”为代表的中央苏区经济中心，支撑起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结语
井冈山与长汀因为毛泽东、朱德等一代伟人的重大理论实践而熠熠生辉，因为享誉全国的红四军的艰苦开拓而成为著名的红色圣地。
从上述历史的角度，宏观地考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长汀的关系，可以看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拓荒肇基之地，以长汀为中心的闽西大地为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条件。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并在闽西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以长汀为中心的闽西大地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
课题组组长：苏俊才
成员: 蓝松英 吴锡超 王英 黄启元
执笔： 蓝松英 吴锡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