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周刊》编辑部旧址
1996年项南题“宏琳厝”。
1940年郭沫若为黄开绳题“庄敬日强”。
大约20年前，有一部反映古民居生活的纪录片《祖屋》在央视播出。这部片子亦曾远赴美国参加第34届国际影视节，并获得最高“银屏奖”。纪录片中的祖屋就是宏琳厝，作为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古民居，它载入林众主编《中华旅游通典》，书上介绍了这栋古民居的概况：宏琳厝又称新壶里，位于闽清县坂东镇新壶村，建于1795年，为木材商人黄作宾与其长子、六都巨富黄宏琳所建……
黄家义举
作为建筑，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功能完备，反映的是宏琳厝的物质文化层面，宏琳厝更有其精神文化方面的亮点，这要从始祖黄祖嘉（1755—1815年）说起。
黄祖嘉，字作宾，号寅轩。刘训瑺纂《民国闽清县志》中记录他夫人张氏的文字，可以侧面反映黄祖嘉的生平状况。该县志卷八《烈女传》介绍张氏：“邑六都名医黄祖嘉妻，嘉聘后年十九得瘵疾，数年未愈，遣媒请期，张父母以嘉贫且病，恐其死，不允其请。张氏闻之泣告曰：‘不嫁儿，彼死儿不独生，速嫁儿，为侍汤药，或得偕活’。父母知其志不移，许之嫁。后事夫甚勤，氏出汲及主馈，则悬铜器于床，嘱嘉敲之以代呼唤，嘉亦善调摄，由是病渐愈，而精于医矣！张氏多力能以纤脚之妇，转磨如飞椎髻，作苦历四十余年，佐夫购腴田建华屋，积产累万。嘉年六十有一卒，张氏谓其子妇及孙妇辈曰：‘吾今不哭而翁，吾之眼泪已于四十年前罄之矣！而翁以濒死之身，竟得寿终，有子四，有孙十六，有薄产有微名，天之待而翁厚矣！吾复何悲？’卒年六十有六。”
由于有贤妻张氏的精心照料，黄祖嘉带病之躯不但得以康复，反而因祸得福精于医术，并且成为一位成功的药材商人。黄祖嘉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开始建造房屋，他的长子黄宏琳续建，历时28年，于1823年建成。
若只是盖一座大房子，在历史上未必能留下美名，黄祖嘉与他的儿子黄宏琳都是有德行、好仁义的善心人士。县志记载：“黄玉波，字宏琳，号顷千，邑廪生，生平好学不倦，兼善理财，躬持家政三十年，积累十万金。凡有义举，必先提倡，无论伯叔兄弟嫁娶丧葬，力有未逮者，罔不捐赀以成其美，且尝取贫家债券悉焚之。壮年卜筑新壶，后之谈门望者莫不推之。”
众多义举之中，最为人称道者，当为捐资兴办崇文书院。这里不得不提及第四代孙黄联珪，他是宏琳厝中获咸丰皇帝颁发圣旨嘉奖的“闽清县候选同知”。县志载：“黄联珪，号达夫，邑人，幼习举子业，长援例捐同知衔。富于赀，急公好义。同治间，族人创建崇文书院，珪慨然捐巨资。光绪中，各乡绅耆以崇文改设文泉书院，珪子绍年善承父志，抽出祀田五千觔，首为倡捐，其热心兴学均属可嘉。”
崇文传统
崇文书院改设文泉书院，黄氏家族出力甚大，这也表达了他们崇文尊儒的理想。
刘训瑺在《文泉书院纪略》中也留下了忠实的记录：“都之新壶里为黄氏居，旧于麟田山麓建崇文书院，督课子弟以经费，弗充缺其膏伙，光绪己丑（1889年）黄君曾谋于众曰：为族养士不若为乡养士，为一乡养士不若为一邑养士。乃集诸同志，首先倡捐，各乡应之，计募万余金，购买田亩，仍崇文旧址拓而新之，名曰文泉书院。”
历史上的文泉书院，也就是如今的闽清二中。宏琳厝中有一块匾额“勤俭崇文”，这也是宏琳厝历代相传的祖训。
在宏琳厝还悬挂着一幅由郭沫若题写的“庄敬日强”四个大字匾额，除大字外，左边落款处还题写着三列小字：“直斋学兄属。廿九年十月，郭沫若书。”宏琳厝第六代孙黄开绳（1895—1957年），字直斋。这是郭沫若题赠黄开绳的墨宝，源自《礼记·表记》中的“君子庄敬日强”，题字意在表达要做庄严持重的君子，中国人要自立自强。那么，郭沫若又是如何结识化学家黄开绳？
郭沫若于1914年到达日本，次年在冈山六高三部医科专业学习，1918年进入九州大学学习医学。黄开绳于1916年赴日本留学，最初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学习，然后进入九州大学学习化学。郭沫若和黄开绳是在九州大学时的同学，两人曾有密切的交往。
据黄开绳之子黄德赡在《黄开绳先生传略》一文中的记载：黄开绳在博士毕业之后回国，先后任教于河北工业专科和厦门集美等学校，1931年任上海开成硫酸制造厂工程师，1933年任福建省立科学馆馆长，兼任福建省立师专、省立医学院、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又据其他相关文献，抗战期间福建省立科学馆内迁沙县，1940年黄开绳到达重庆时，郭沫若恰好也在重庆，于是题赠黄开绳。
1949年5月黄开绳到台湾讲学，后来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化学领域，创新硫酸制作工艺，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地位，在硫酸工业上有卓越的贡献。黄开绳与侯德榜齐名，在海峡两岸同称化学泰斗。
红色文化
宏琳厝在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史上曾写下光辉的业绩。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在青年时代就曾在宏琳厝组织过革命活动。
1938年底，由于受战事影响，福州的一些学校、机关、工厂等迁往闽清，光学校就有私立福建学院及其附属中学、省立福州初级中学、私立福州三山中学、私立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等10所，师生达四五千人。项南与宏琳厝第六代孙黄开修一起组织“闽清县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简称“战工队”，领导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战工队”成立初期，队长是项新（即项南），指导员是黄开修，读书组负责人为舒诚、郑圣梁，生活组负责人是黄孙恒，宣传组负责人是姚志芳、黄育梅，骨干队员有李碧璋、黄其新等9人。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写标语、教唱歌、编话剧，积极开展多渠道的抗战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黄开修之子黄淮生在纪念文章《项南与宏琳厝》中写道，在1939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战工队”在宏琳厝第二进大厅堂进行募捐演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表演《菱姑》《死里救生》等剧目，还有项新慷慨激昂的演讲，鼓舞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怀，他们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捐款捐物，有的人还脱下金戒指、手镯等进行捐献。文章还提到，项南与黄开修领导的“战工队”的爱国行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却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嫉恨，获悉拘捕密令。1939年8月底，项新在黄开修的护送下乘船悄悄离开了闽清。
项南在宏琳厝一共居住了58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在职期间以及退居二线之后，多次回到闽清，践行了当初与黄开修作别时“我会再来”的诺言，并于1996年的奠基200周年庆典活动题写了“宏琳厝”匾额三个大字。
其实在项南到达宏琳厝之前，黄开修与弟弟黄开云就已经在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了。1937年秋天，两兄弟就在家里创办《抗日救亡周刊》，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黄开云在回忆文章《找党到延安》一文中提道：“开修装了一个土收音机……到了晚上戴上耳机，我们就收听解放区电台，并记录下来，刻上蜡纸，就办起了《抗日救亡旬刊》，后来稿子多了就改为周刊。自己听，自己印，发给中小学，还寄到外面要求交换，寄到福州、厦门、泉州、武汉、长沙、延安《解放日报》社……救亡周刊，传播比较广，起了进步作用。开头每期只印几十份，后来印到百份以上，出刊时间大约是1937年7、8月至1938年3、4月份。”
黄开云后来到延安寻找党组织，并于1939年11月入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热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卫生局局长、福建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和北京保健局副局长、北京中医院院长、卫生部医疗器械局局长、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总局长等职。
如今宏琳厝的“项南住所暨《抗日救亡周刊》编辑部旧址”已成为闽清县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文化，坚守革新精神以及革命精神，让宏琳厝的光辉历程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