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晋江东石镇塔头刘村，建在斑驳宗祠里的村革命斗争陈列馆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80多年前，这里是懵懂孩童求学的中山学校，也是地下党人活动的秘密交通站。
《晋江市志》卷四十一人物传《刘基固》篇有载：“民国38年（1949）5月2日（农历四月初五），保安队头目朱文良带领保安队和警察400多人，兵分两路，直扑塔头村，妄图一举铲平号称‘晋江小延安’的塔头革命据点。”塔头“万人反清乡”斗争由此打响。
彼时的塔头，就是如今的塔头刘村，是晋江市第一批革命老区村。
回望：“晋江小延安”革命据点建立
在研究党史30多年、参与编撰《晋江市志》的原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文敬看来，塔头革命据点之所以被称为“晋江小延安”，是因为不仅有中共党员朱汉膺、何邦基、曾炉、李刚等前来播下革命火种，还有闽中、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人如黄国璋、许运伙、何必然、苏棠影等先后来此开展革命活动，并培育了一批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时间拨回到1936年。地下党人朱汉膺、何邦基先后转移到晋江塔头，在塔头及周边一带继续传播革命火种，并与晋（江）南（安）县委接上关系。
塔头是晋江沿海一个贫穷渔村，在年复一年的“征兵、征粮、征税”压迫下，村民难以度日，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对革命活动十分拥护。在村民的支持下，朱汉膺以塔头中山学校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中共南安金淘区委委员李刚从南安转移到晋江，开辟新的地区。由于中共晋南党组织遭受破坏，李刚难以开展工作。1936年，他来到塔头，在朱汉膺的帮助下，与晋南县委接上关系，并被推选为晋南县委委员。同时，李刚与惠安和晋江沿海一些失散的党组织和群众也接上了关系。
据《李刚传略》记载，李刚来到中山学校后，于1937年1月在塔头亲自主持建立了党支部（也有史料称此为塔头临时党支部）。
后来，李刚继续在晋、南、惠、泉一带工作，先后任中共闽中工委委员、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等职。泉州地区党组织从濒于被摧毁的处境中得到逐渐恢复和发展。
不只李刚通过塔头这一交通联络站找到了党组织，不少闽中、泉州、晋江地区的革命领导人也在这里与上级取得了联系。
1937年4月，闽中工委派委员黄国璋到香港向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黄国璋来到塔头，通过朱汉膺联系上李刚。在晋南县委和厦门中心市委帮助下，黄国璋顺利完成任务，并带回“联蒋抗日”的指示。
在菲律宾加入共产党的许运伙，回国后在家乡晋江吕宅和上海都找不到党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许运伙来到塔头，通过朱汉膺介绍，认识了李刚。同年秋，经李刚介绍，许运伙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革命斗争。1938年8月，泉州中心县委成立，李刚任书记，许运伙是委员之一。
中共惠安特支书记曾炉也常以教师身份来到塔头，在学校住宿。群众基础好、革命活动活跃的塔头村，成为晋（江）南（安）地区重要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和红色革命基点村。
传播：点燃沿海一带革命星火
今年92岁的老党员、离休干部刘佩香回忆，在党的领导下，塔头党支部创办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向学生、青年和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刘佩香也是在塔头中山学校就读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沿海风云》有载，以塔头为据点，李刚、施赣生、朱汉膺、许运伙等人还对塔头及周边学校的学生和青年进行抗日救国和革命理想的宣传教育。李刚在塔头亲自编写了“抗日基本认识”15题，印成小册子，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等；何邦基讲外国小说《罗宾汉》中反抗压迫的故事；许运伙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故事，讲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的道理。他们启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
经过教育和考察，塔头党支部先后发展培养了刘偶才、刘乾隆、刘廷都、刘基固等一批青年骨干党员，并派党员到周边村庄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初步形成一个较严密的组织网络。《晋江党史资料》收录的《塔头刘村的革命斗争》一文记载，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9月，塔头支部在石菌、伍堡、柯坑、潘径、前埔等9个自然村直接发展14位党员，其中在石菌建立党支部并帮助伍堡、潘径建立党小组，在11个村庄中发展17位游击队员。
作为晋江沿海革命活动中心，不少重要会议、党员干部学习和培训也在塔头开展。综合史料记载，1947年11月，泉州中心县委在黄国璋直接领导下，在晋江英林埔顶寮洪肇服家（后更正为洪祖正家）和塔头刘益顺家召开泉州党组织的干部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研究执行“八·二八”指示，确定接下来的斗争任务。
本次会议采取集中和分散结合的方式，从当年11月开到次年1月，重新审查了干部、划分了区域等。这次会议也成为泉州地区革命斗争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重要转折，对推进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抗争：“万人反清乡”共10人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塔头党支部又动员党员群众先后掀起了反“三征”等武装斗争。其中，“万人反清乡”战斗在泉州地区影响较大，是党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武装斗争，充分显示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场斗争发生在1949年。这年的5月1日（农历四月初四），是塔头村一年一度的“皇后妈生日”，村里要演戏“酬神”，家家户户也会宴请亲友。塔头党支部借此机会开展反“三征”和武装斗争宣传。外出工作的地下党员纷纷回村，邻近石菌、英林、柯坑、伍堡等地的一些地下党同志也来了。
村里虽然热闹，但运伙区委委员刘基固、塔头支部书记刘维长、武工队长刘丕鸿等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塔头党支部分析，敌人很可能借此机会前来“清乡”。
为了保护群众安全，塔头党支部组织了50多人站岗放哨、夜间巡逻，并向前来参加宣传的地下党同志通报信息，研究应对策略。
不出所料，第二天黎明时分，晋江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朱文良率队从安海出发进犯塔头，进行“清乡”。塔头支部获知消息后，迅速集中党员和群众武装撤至村外，占据有利地形，展开反“清乡”斗争。
敌军进犯后，抢先占领了村北的印山制高点，利用山上原筑的炮台、战壕，架起3挺机枪向群众密集处扫射。面对敌人的暴行，群众义愤填膺，喊打声震撼山野。各村党员也分头发动附近村庄群众打起锣、出“家私”，前来支援战斗。同时，泉州中心县委也下达了紧急指示，要求各区武装全面出击，支援塔头反“清乡”斗争。
土枪、棍棒、卡宾枪、冲锋枪……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武器、器械，把敌人围困在山头。一名老归侨还送了一袋子弹到前沿阵地。参战者、助威者漫山遍野，多达万人之众。
斗争中，突击队员姚嘉排不幸中弹牺牲，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砍下，悬挂示众。一时间，“为姚嘉排同志报仇”的呼声震撼山野，激起大家更英勇的战斗。后方群众也自发组织支援，把茶水、糕点送到阵地，鼓励作战人员。
在武装人员、群众围困下，敌人放弃了印山制高点，就近抢占了塔头孙村孙天化的楼房继续抵抗，并派人乔装成泥瓦匠逃回安海求援。战斗持续到晚上，从安海、东石赶来的敌人骗取了入村口令，一路枪杀村民、党员，协助被围敌人突围逃跑。
这次斗争中，7名党员、群众牺牲，8人被抓走（其中3人后来被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牺牲的这10人都被追认为烈士。
塔头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进介绍，受革命思想滋养，抗日战争时期，塔头村有2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塔头有16人入党。这不仅为抗日救亡、革命斗争输送了一名名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一批扎根基层、不畏艰难、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党员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