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状元岭

宋代科举制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地域名额限定，因此所录取的进士籍贯分布很不平衡，这给福建此类儒学文化发达的省份带来更多机会。整个宋代，福建产生5900多名进士，约为宋代进士总数的1/60，且有多人考中状元。

宋学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反映在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力图在社会改革上体现经世致用之学。正是在宋学价值观的引导下，独具特色的闽都文化在宋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并从地域文化走向中华主流文化。

儒学重镇

在宋代，福州成为儒学闽学学派的重镇。明代学者黄仲昭云：“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

闽学萌芽于北宋，至南宋由朱熹集大成，之后在元明清继续兴盛并扩大影响，由地域性上升为全国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福建被誉为“理学之乡”，作为闽学先驱的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功不可没。

清代李清馥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辟一卷，对海滨四先生的理学倡道之功作了客观评价：闽自唐欧阳四门开人文之先，海滨四先生继之。先哲尝述宋初安定、祖徕、泰山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功不可忘。若四先生在闽倡学于杨、罗、李、朱未起之日，功亦岂可没哉？

蔡襄任福州太守时，专门聘请海滨四先生课徒授业。据载，陈襄弟子达1000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700余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百人。南宋年间，福州百姓在乌石山上建造专祠奉祀四先生。

闽学在福州的发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以弘扬闽学为己任的福州籍理学家，仅就南宋而言，据《福州府志》记载，有名可考的人物就有陈宋霖、黄榦、刘砥等33人。

宋代福州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大批知名文人云集闽都，有李纲、张元幹、陆游等。福州宋代历任知州中，多有文化名儒和一代文豪，张伯玉、蔡襄、赵汝愚、辛弃疾、曾巩、黄裳等主政任上，对闽都形成浓郁的习儒文化氛围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张伯玉，字公达，建安（今建瓯）人，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登进士第。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以其敢言清节，荐于朝廷任职。治平二年（1065年），伯玉移知福州，即令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数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他多学而博识，文章为曾巩叹服。他嗜酒善诗，有“张百杯”“张百篇”之号。官终检校司封郎中。至今，福州西门外的西河公园还有张伯玉的塑像。

文明气象

宋代，闽都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办学、讲学空前兴盛，官学普遍设立，书院大量涌现，学塾、家塾、义学、书社、乡学广布各地。福州城出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兄弟。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

北宋年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先后倡导兴办州学、县学，因此官学遍于郡县。南宋时期，随着西外、南外宗正司移驻福州、泉州，两地皆设宗学，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福建1府、5州、2军、58县全面建学，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

福州地区州县之学尤为兴盛，位列八闽之首，成为“儒学最盛之地”，共计办州县学14所，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学于一城，规模庞大，养士最多。另据《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 “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此赞赏有加：“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实际上，北宋崇宁年间，福州学生员已达1200多人。

南宋时期，地方办学变为以书院为主，且民办的居多。宋代福州新建和修复了27所书院，其中12所创办人不详，其余15所中，有6所是官员修建的，6所是理学家修建的，3所是民间修建的。修建者不详的书院将近全部书院的一半。

邓洪波先生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大凡与官或官府发生关系的事情，都会记到官的身上，而绝不会只记其事而亡其名，更不会将官误入于民，或只记民而不记官，因此凡记载不明的创办者应划归到民办之列。

按照这种说法，这12所无法确定修建人的书院应该归入乡人修建之列，这样乡人修建的书院就达到了15所。由此可见，民间社会是福州书院的主要创办者，对书院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宋代福州书院比唐、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密切相关。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几所书院，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如螺峰书院，据载“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林扩之兄弟有关，朱熹曾在此讲学。

朱熹的高徒和女婿黄榦（号勉斋），是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仅在福州，他就创建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栗山草堂、鳌峰精舍、闽县县学等处讲过学。其弟子仅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多人。

朱熹十次来榕讲学，到过三山书院、濂江书院等书院。据《榕城考古略》等地方文献记载，朱熹于“避伪学禁”期间，到福州亲自创办，或协助创办了紫阳讲堂、竹林书院、贤场书院等。

福州紫阳讲堂在今晋安区王庄街道的紫阳村大桥自然村。朱熹自称“紫阳先生”，为纪念朱熹在该地办学，后人称该地为“紫阳”。村里现在还保留一座古建筑，称“讲堂胜境”，地名“讲堂前”。

濂江书院创建于宋朝年间，迄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书院坐落于福州林浦古村内，这是福州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朱熹讲学的古书院。朱熹曾题写“文明气象”，赞扬这里的师生。

朱子的品德思想为书院留下深远的影响，濂江书院因此孕育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以林浦林氏一家“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最为出名。

独占鳌头

南宋时，人们将“福建出秀才”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在两宋时期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成为中国古代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

自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起始的202年间，福州以科目进者共计1339人，大多集中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淳熙九年（1182年），这82年里就有1037人，人数居全省之冠，令全国为之瞩目。

福州在宋代曾出现“三科三状元”“六子科甲”“五子登科”“一榜三鼎甲”等科举奇迹。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至八年（1172年），福州府所辖永福县（今永泰县）七年“三科三状元”。据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载，南宋乾道年间，永福县令曾赋诗云：“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山川实壮哉。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

唐朝举子赴京会试时皆须投状，因此称居首者为状头，元即一，故有状元之称。按照颁榜公布的惯例，该榜名均由本科状元的姓名命名。所谓“三科三状元”，分别是乾道二年（1166年）丙戌科萧国梁榜、乾道五年（1169年）己丑科郑侨榜、乾道八年（1172年）壬辰科黄定榜。

萧国梁廷对本为第二，因第一名赵汝愚属皇室宗亲，并已有官职，按惯例，国家“设科以待草茅士。凡预属籍、挂仕板者，法当逊避”，故当唱名之日，萧国梁升为榜首。无论如何，七年“一县三状元”终究是创造出全国唯一的进士文化纪录。

宋代福州兴盛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状元”的地名和掌故。北宋时，福州第一位状元许将居住的地方在今福州市水部街道，后人为了纪念他，将其地命名为“状元境”。《八闽通志》“人物志”记许将为“闽县人”，而同书卷七十三又说，府城（福州）东门有状元坊和许将宅。

于山护国禅院之后的“状元峰”，相传因宋代陈诚之在此读书，绍兴年间考中状元，由此得名。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状元峰”三字，后来读书人为应“独占鳌头”祥兆，喜欢来此读书。旧时，峰顶有状元亭，久已废圮，今为瞭望台。

晋安新店“状元岭”登山古道，曾是古代学子晋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始建于宋代。福州有4条省际古道，分别是福温、福瓯、福莆、福延。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至温州的大道。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起于新店的象峰村，止于宦溪镇，全长3.6公里。

宋嘉祐三年（1058年），怀安知县樊纪募资牵头，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依山势修筑，路面铺溪卵石与石块，盘行陡峻，民谣有“北岭石阶三千三，阿爹挑担忙下山。出门月色照山路，回家日头早落山”，极言其行路之难。古道取名“状元岭”，顾名思义，是希望翻过此岭的学子高中状元。

此外，福州永泰樟城镇建有“三元祠”。萧国梁、郑侨、黄定三位学人，连续三科考中状元，轰动一时，于是后人建祠以为纪念。

连江透堡镇岭兜村还有个“状元井”。宋淳熙元年（1174年），该村郑鉴进太学，获两优释褐状元，后建此井纪念。

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开闽学之先河，呈现鼎盛之势，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